中国人创造了多样的品茗方式，以人数分，有独饮、对饮、品饮、聚饮。古人云：“一人得神，二人得趣，三人得味，七八人则为施茶。”其实聚饮亦很有趣，主要有茶宴、茶会、茶话会等方式。在宋代有点送茶和斗茶、分茶游戏。公众茶事设施主要有茶摊、茶室、茶馆。
一、独饮·对饮·品饮·聚饮
独饮、对饮、品饮、聚饮是饮茶的4种方式。杯茶独酌，慰孤独，益神思，得茶之神韵。寒夜与友对饮，促膝相谈，可得茶之趣。“茶三酒四”，品茶以三人同桌为佳，可领略茶之美味。
多人聚饮，办茶会、茶宴，以茶会友，亦可止渴、小憩、开展社交、获取信息，茶在此处又成为人见人爱的“公关饮料”。
饮茶方式若以人数多寡论，有独饮、对饮、品饮和聚饮几种。
独饮是何滋味？李白《月下独酌》写道：
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
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
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。
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
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。
醒时同交欢，醉后各分散。
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
酒未能使有“醉仙”之称的李白宁静淡泊，反刺激得发狂，竟为幻觉所驱使，与月与影对饮，且歌且舞。这便是酒道，酒是躁狂之物，能使人迷幻，失去常态。李白若是以茶代酒，月下独饮，会如此么？这决不会的。
中唐诗人卢仝写了一道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诗云：
日高丈五睡正浓，军将打门惊周公。
口云谏议送书信，白绢斜封三道印。
开缄宛见谏议面，手阅月团三百片。
闻道新年入山里，蛰虫惊动春风起。
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。
仁风暗结珠蓓蕾，先春抽出黄金芽。
摘鲜焙芳旋封裹，至精至好且不奢。
至尊之余合王公，何事便到山人家。
柴门反关无俗客，纱帽笼头自煎吃。
碧云引风吹不断，白花浮光凝碗面。
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；
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
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；
五碗肌骨轻，六碗通仙灵；
七碗吃不得，惟觉两腑习习清风生。
唐代茶饼用模子做成方形、圆形、鸟形、掌形，还有薄片形，诗中所写就是贡贡茶之一种，月芽薄片形。阳羡茶是唐代名茶，赞颂阳羡茶的诗歌很多。阳羡即今之宜兴，宜兴以茶与紫瓯名闻古今中外。
《走笔》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茶诗，若要办茶诗大奖赛，金牌得主非此诗莫属。全诗31句，行文自然洒脱，一气呵成，将饮茶之快感写得透透彻彻。诗人睡梦正酣，见茶至而兴奋不已，感激不已。茶中自有一份真情，见茶如见朋友面。
茶非平常物事，乃是感情的载体。茶中有王道：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，这王道又很霸道。但罪不在茶，茶是雅物。诗人反关上门，煎茶独饮，以喜悦的心情欣赏煮茶时蒸腾的水气，欣赏茶碗白色的汤面，并以高度灵敏的神经去感知饮茶的效果：一碗润了喉，二碗提了神，三碗来了文思，四碗宽了心胸，五碗轻了肌骨，六碗只觉手眼神通，七碗竟飘飘欲仙……。饮茶之功用不仅仅是止渴生津，还是高级的精神享受：提神醒脑、启迪心智、致清导和……其快感竟如登仙境。这便是茶中之道。茶使卢仝宁静淡泊、超凡脱俗，神游仙境；酒却使李白颠颠狂狂，罗曼谛克，醉入幻境。茶道与酒道对立而不统一，“以茶代酒”、“饮茶解酲”是茶道的胜利，终是茶道征服了酒道。
张源于1595年前后著的《茶录》叙饮茶体会和心得，顾大曲序说：其隐于山谷间，无所事事，日习诵诸子百家言。每博览之暇，汲泉煮茗，以自愉快，无间寒暑，历三十年，疲精殚思，不究茶之指归不已。这位“隐士”无所事事，深山苦读，若不是以“独饮自娱”，他能坚持30年么？恐怕不能。古代文人常常是以书为友、以茶为伴，“琴棋书画”后应添一字：“茶”。正因为文人的广泛参与，历千余年之久，使茶事具浓厚文化色彩。
陆游的《夜汲井水煮茶》、杨万里《舟泊吴江》，都是写汲水自然茶的情趣，同时表现各自的情怀。
月下窗前，独自品茗，慰孤独，益神思，可得茶之神韵，但毕竟没有对饮富茶趣。心有所得，总想说道说道，说给月听？说给影听？那要饮酒，饮得酩酊大醉，以便恍兮惚兮，进入虚幻，生发狂想。茶却是“现实主义”饮料，越喝越清醒，虚与实，阴与阳，一清二楚，决然不会将界限模糊。
若是严寒的冬夜，拥炉独饮，虽可领悟茶之神韵，但终究有些冷清。此刻，有故人不期而至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然后促膝而坐，共同煮水煎茗，室外大雪纷飞，屋内炉火跳跃，釜中茶汤鼓浪，白气袅袅，香味四溢，此情可入诗，此景可入画。宋代诗人杜来的《寒夜》就表现了雪夜对饮的茶趣。原诗是：
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
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
作者把“寒夜茶”和“窗前月”、“雪中梅”视为同等的雅事。寒夜与友共饮佳茗，正符合明人冯可宾在《岕茶笺》中提出的“茶宜”之“无事”、“佳客”、“幽坐”、“吟诗”、“精舍”、“会心”、“赏鉴”等项。若仅为止渴而饮，便没了情趣。文人正是借品茗薰陶自己，怡养从容雅致、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。
三人为众，三人一块饮茶正合“品”字之义。“品”字字形是三个“口”字组成的，正说明三人聚饮是最佳组合。独饮太清冷，对饮虽有情趣，二人促膝相谈，如同唱二人转，不是你说就是我唱，没个喘息时刻，但三人共饮就添了许多热烈气氛，摆开龙门阵话题如小溪流淌，不会戛然中断，相对而言，也多了些闲适和轻松，那茶自然就更有味！
多人聚饮（指三人以上）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如茶宴、茶会、茶馆、茶摊。特别是茶馆，南来的，北往的，达官贵人，贩夫走卒，张王李赵，五方杂处，茶人为解渴而来，又解渴而去，似无茶道之可言！但较之闹市通衢，较之商店市场，较之餐馆酒家，这里乃是清静之所在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三五知己共一茶桌，仍可闹中取静吸饮佳茗，获得轻松闲适的精神享受。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紧张，八小时之外寻一可心茶馆，约一二良友，叫上一壶好茶，边饮边聊，躺在竹椅上跷脚架码，神经顿时轻松，觉得十分惬意。人虽多，但各人头上一方天，谁不妨碍谁。若是饮酒，划拳行令，噪声聒耳，一旦醉酒失态，发难斗殴，不仅妨碍公共秩序，也有损个人健康。要建设一个文明城市，聚众饮酒不可，聚众饮茶该大力提倡。聚饮就品茶言虽不如独饮、对饮、品饮，但因茶德高尚，是文明饮料，其益处又非聚众饮酒所可比拟。
聚饮规模最壮观的大概是清末西藏喇嘛教的一次茶会。在喀温巴穆大喇嘛庙举办了一次茶会，聚集四方僧众4000余人，巡礼和尚用茶款待全体僧众。行茶仪式是：喇嘛排列成行，披法衣静坐，神态庄严，年轻僧人抬出茶釜煮茶，待水滚沸时投入优质砖茶，此茶已碾碎，价值是5块砖茶值1两银子；待茶熬煮得香浓时，由年轻僧人酌茶，并分施给众僧；施主拜伏在地，大唱赞美歌；巡礼和尚的茶中加添点心或牛酪，并一同用茶。礼成。
这次茶会据说每人饮了两杯茶，共8000杯，费银50两。此事见于咸丰二年（1852）葡萄牙教士忽克所著《中国西藏旅行记》。类似记载还见于英国军人查理·鲍尔写的《西藏人民》一书。
清末西藏喇嘛教大型茶会至少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：一是4000人一同饮茶，二是茶釜巨大。
古人认为饮茶是一人得神、二人得趣、三人得味、七八人是施茶。前三句正确，最后一句有失公允，应改为“多人得利”，得些啥利呢？一利止渴，二利小憩，三利社交，四利获取信息。当今政界、商界、实业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聚饮，茶是当今社会的“公关饮料”。就是今之文人生活在今之信息时代，要作文就必须进入公众社会，聚饮是了解当今社会芸芸众生现状的好场所，若一味效古人“月下独饮”，纵饮得飘飘欲仙，亦将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，与时代隔膜便干涸了创作源泉，便无文可作了。
二、点送茶·分茶·斗茶
宋代城市经济繁荣，茶道向民间性、娱乐性发展。点送茶是民间茶俗，分茶、斗茶是茶艺游戏。较之唐代，宋代茶事更多文化内涵。就古代茶事而言，唐代讲俭朴，明代务实，惟宋代花哨。宋人吴自牧著《梦梁录》卷十六《茶肆》中说：巷陌街坊，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，或朔望日，如遇吉凶二事，点送邻里茶水，请其往来传语。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，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，乞觅钱物，谓之“龊茶”。僧道头陀欲行题注，先以茶水沿门点送，以为进身之阶。这段文字记叙了南宋时代都城临安（杭州）的民间茶俗。文中讲了三种情况：一种是提茶瓶者。茶瓶是宋代盛茶用具，蔡襄《茶录》云：瓶，要小者，易候汤；又点茶、注汤有准，黄金为上，人间以银、铁或瓷、石为之。茶瓶有嘴有柄，较之唐代的鍑和碗进了一步。点茶就是往茶汤里冲入开水，同时用“茶筅”、“击拂”，即用竹刷子搅动浓稠的茶汤，要求汤面泛花而茶盏边壁不留水痕。提着茶瓶穿梭在巷陌街坊大概送的是点好了的茶，而不是开水，因为宋人是煎水不煎茶，水烧至“连珠”便要投入茶末，再烧一会儿，至“鼓浪”时即成“茶膏”，然后注入开水，即可饮用。提茶瓶者沿门施茶，让街坊邻里无须自己操劳，便可马上享受品茗之趣。在宋代烹茶并不那么容易，有茶有水还得有闲，才可能耐着性操作茶事。沿门送茶这风俗很美，丰富了社区文化，定会受到市民们的欢迎，就如同今之市民欢迎快餐食品一般。提茶瓶是七十二行中之一行，职业侍茶人，是否无偿服务？无从考证。
提茶瓶者沿门点送茶在“朔望日”显得最为重要，朔日是农历每月初一，望日是农历每月十五，是早晚三炷香祭祀家神的日子，茶在西周时代曾作祭祀品，南宋临安的百姓们或许以茶代酒，是否古风犹存？待考。提茶瓶者点送茶遇上本街婚丧之事还起着“往来传语”作用，北宋孟元老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五《民俗》载：更有提茶瓶之人，每日邻里，互相支茶，相问动静，凡百吉凶之家，人皆盈门。
邓之诚的注解云：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。寻常月旦望，每日与人传语往还，或许集人情分子。看来提茶瓶者利用点送茶之机，在本社区内传递信息，如某家老人去世，某家少壮夭折，某家嫁女，某家娶媳，某家做寿，某家乔迁……这些社区大事全靠提茶瓶人“传语往还”，有时还当“分子头”，歙钱集体送礼。提茶瓶者点送茶不仅给千家万户送了茶，还送去茶之精神：致清导和。于联络感情、和衷共济大有裨益。
上面所提到的东京，即今之开封，时为北宋都城。说明提茶瓶点送茶早在北宋就已有之。
点送茶另一方式是“龊茶”，送茶人是“街司衙兵百司人”，身份不高贵，但比寻常百姓是楼上铺晒席——高出一篾片。就因为有那么小小一点权势，他们便可借点送茶之机，敲街市商贾的竹杠。和尚道士也点送茶，以广结善缘，沽名钓誉，并借机张罗“生意”（为人办法事），以此作进身之阶。
在南宋大酒楼还有另一种点送茶。食客登楼就座，便有跑堂的“提瓶献茗”，待以上礼，别具一格的是盏中加入时令鲜花，以增茶香，称之为“点花茶”。
点送茶是茶道与民俗的结合，颇富民间色彩。宋代文人雅士、达官贵人、浮浪子弟一方面继承唐代的品饮艺术，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唐代茶道基本精神，将饮茶变成了玩茶，分茶、斗茶便是他们百无聊赖的创造。
分茶游戏始于北宋末年，蔡京著《延福宫曲宴记》记述了一件事：北宋宣和二年（1120）十二月癸巳，徽宗皇帝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，宴会之上徽宗露了一手：令近侍取茶具，亲自煮水煎茶，注汤击拂，其手法妙在不同于一般点茶，盏面乳白色，幻化出“疏星朗月”图象。
这便是古怪刁钻的分茶游戏。要求击拂后盏面的汤纹水脉的线条、多彩的茶汤色调、富变化的袅袅热气，经茶人臆想，组合成一幅幅朦胧画面，状若山水云雾，状若花鸟虫鱼，状若林荫草舍……称之为“水丹青”。据说僧人福全最擅此道，他甚至能将茶汤幻成一句诗，若同时点四盏，便得四句诗，并连贯成一首绝句。这位分茶能手颇有名气，常有施主请求他表演，以一饱眼福。福全骄矜自咏道：生成盏里水丹青，巧尽工夫学不成，却笑当时陆鸿渐，煎茶赢得好名声。这位僧人自视甚高，竟不把茶神陆羽往眼里瞧。社会风气如此，也难怪这位和尚自吹自擂。
宋代诗人咏分茶游戏的诗句有陆游的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：“矮低斜行闲作草，晴窗细乳戏分茶”，杨万里的《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》写的最生动传神，诗曰：
分茶何似煎茶好，煎茶不似分茶巧。
蒸水老禅弄泉声，隆兴元春新玉爪。
二者相遭兔瓯面，怪怪奇奇真善幻。
纷如擘絮行太空，影落寒江能万变。
银瓶首下仍尻高，注汤作字势嫖姚。
宋人不满足于实实在在的煮水、击拂，而将茶事升华为一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，从茶事中“分”出一个未载入艺术史册的艺术门类。显上人就是当时颇有造诣的“分茶艺术家”，巧手击拂，竟在盏面形成这样的画面：高天行云，飘飘浮浮，游离不定；万木萧索，江影幻变，不可捉摸。倾瓶点茶，线条潇洒，盏面又如现狂草，字体雄健遒劲。我们姑且称之为“分茶画”，有如今之抽象画，却昙花一现；有如今之朦胧诗，却无法印成铅字。宋人游戏人生并不足取，但他们对艺术的灵性令人佩服。或许他们缺乏唐代艺术家的大气派，但丰富的想象力及细腻的艺术感觉并不逊于前人。
分茶或许过于雅奥，在宋代并不普及。蔚为全社会风尚的是斗茶。
斗茶又叫“茗战”、“点茶”、“点试”，是茶事中的“兢技项目”。主要比赛煎茶、点茶和击拂之后的效果：一比茶汤表面的色泽与均匀程度。汤花面以鲜白为上，象白米粥冷凝成块后表面的形态和色泽为佳，称之为“冷粥面”。茶末在茶汤面分布均匀，形成“粥面粟纹”；二比汤花与盏内壁相接处有无水痕。汤花紧贴盏壁而散退叫“咬盏”，不佳；汤在散退后在盏壁留下水痕的叫“云脚涣乱”，亦不佳。两条标准以第二条为最重要。比赛规则一般是三局二胜，谁水痕先出现便叫输了“一水”。苏东坡有诗云：“沙溪北苑强分别，水脚一线谁争先。”另有附加标准，是比较茶汤的色、香、味。色尚纯白、青白、灰白、黄白次之。为了便于较色，茶盏流行色以黑为佳，普遍使用的是黑色兔毫建盏。
描写斗茶的诗作如北宋晁冲之的“争新斗试夸击拂，风俗移人可深痛”，一方面慨叹世风日下，一方面又欲罢不能而随波逐流，在《陆元钧宰寄日注茶》写道：“老夫病渴手自煎，嗜好悠悠亦从众。”大文豪苏东坡倒乐此不疲，《西江月》一词吟道：“龙焙今年绝品。谷帘自古珍泉，雪芽双井散神仙，苗裔来从北苑。汤发云腴酽白，盏浮花乳轻圆，人间谁敢更争妍，斗取红窗粉面。”经苏东坡这么一美化，斗茶倒成颇有诗意的雅事。
斗茶源于前朝，兴于宋代，究其原因：一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达，丰裕的物质生活刺激了人们对茶艺的进一步探索，于是茶道社会化、大众化，并成为一门娱乐艺术。斗茶传入日本，日本僧人去其游戏人生的一面，赋予庄重严肃的主题。重新设计近乎罗嗦的程序，从而改造成今之日本茶道。在本书前面已论及。再者，宋代政治不重开放，而重“内修”，治国的重心着眼于国门内之事。虽有外患内乱，大部分时间是“太平年月”。经济繁荣、社会安定，安而忘危，连皇帝宋徽宗也有闲心著《大观茶论》，以品茶为乐，何况一般庶民百姓？所以，当时上至帝王将相、达官显贵、文人雅士，下至浮浪歌儿、市井小民，无不以斗茶为能事。
点送茶、分茶、斗茶在宋代兴盛，风光了二、三百年。宋亡于元，蒙古族入主中原，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虽未能取代中原的农业文化，但已如洪水猛兽在中原大地冲击扫荡一番。蒙古人也要饮茶，但那因为吃了牛羊肉片，要用熬煮得发苦的茶汁化食去腥膻，并不解茶道，对斗茶之类的游戏更不感冒。皇帝忽必烈不欣赏，茶道自然遭到冷落。到明朝烹茶由煎茶变成冲茶，斗茶之类游戏随之消逝。
三、茶宴·茶话·茶会
以上三者皆由“煎茶待客”演化而成的聚饮方式。茶宴源于魏晋，兴于唐代，重在宴请；茶话是品茗清谈，重在一个“谈”字，或叫“闲聊”；茶会是以茶聚会，重在社交；茶话会是后二者的结合，今已风行全国，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。
茶之一德是可联络感情，表达敬意，久而久之，这一品质演化为煎茶待客的习俗。
据传，宋神宗初年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，光临某寺，老和尚不认识，冷淡地说声“坐”，吩咐小和尚一句“茶”；寒暄几句，见来人气度不凡，热情起来，招待升格，改口说声“请坐”，吩咐小和尚“敬茶”；苏东坡道明身份，老和尚热情加倍，招待再升格，忙说“请上坐”，吩咐小和尚“敬香茶”。临别时老和尚索取墨宝，苏东坡借汤下面挥联讥之，联曰：坐，请坐，请上坐；茶，敬茶，敬香茶。苏东坡将老和尚大大奚落一番，并留下这千古名联。说句公道话，老和尚于礼节上并无大错。佛门实乃清静之地，你来我往，对所有人一概待为上宾，敬奉香茶，大概谁也无此耐心，寺里也不会有那么多香茶。只是老和尚倒楣，撞在苏东坡手里，落下千古笑柄。
这副楹联也说明，在中国，待客以茶为上，若不想一视同仁，可在茶品上别亲疏贵贱。陌路之人，讨得一杯粗茶水，也算对方尽了地主之谊。
若约佳宾聚饮，茶宴是最好形式。
茶宴起于何时？有人认为，当上推至三国，吴主孙皓宴请满朝文武，对大臣韦曜“开后门”：“密赐茶荈以当酒”，以免迫于形势醉个半死。但这只是大型酒宴的小插曲，不算茶宴。
应当说，茶宴源于魏晋南北朝，兴于唐宋，《晋中兴书》载：陆纳为吴兴太守时，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。纳兄子俶，怪纳无所备，不敢问之，乃私蓄十数人馔。安既至，所设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陈盛馔，珍馐必具。乃安去，纳杖俶四十，云：“汝既不能光益叔父，奈何秽吾素业。”陆纳的侄儿俶因将“茶宴”擅自改为“酒宴”而挨了40大板，这说明陆纳以茶果待客已非一日，称之为“素业”必已坚持多年。《晋书》也有类似记载：桓温为扬州牧，性俭，每宴饮，唯下七尊柈茶果而已。桓温是古代名臣，“宴饮”只备七盘茶果。陆羽主张茶道“精行俭德”，与桓温设茶宴的宗旨是一致的。
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，《茶事拾遗》曾记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，字仲义，吴兴人，天宝十年（751）进士，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，地点选在竹林，但不象“竹林七贤”那般狂饮，而是以茶代酒，所以能聚首畅谈，洗净尘心，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。为记此盛事，写下一首《与赵莒茶宴》诗。
中唐时，湖州的紫笋和常州的阳羡茶同列为贡品，特别是顾渚的紫笋被陆羽评为仅次于蒙顶的天下第二名茶。每年早春采茶季节，湖、常二州太守在顾渚相聚，联合举办茶宴，邀集名流专家品茗，对新茶作出鉴定。有一年，白居易被邀请，因病未能躬逢盛会，最后写诗感叹其事，诗的题目是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》，诗曰：
遥闻境会茶山夜，珠翠歌钟俱绕身。
盘下中分两州界，灯前合作一家春。
青娥递舞应争妙，紫笋齐尝各斗新。
自叹花时北窗下，薄黄酒对病眠人。
这次茶宴不仅为互通友好，还有经济合作性质。两州太守既都来自名茶之乡，为确保名茶声誉，提高贡茶品质，让龙心大悦，自有必要在一块切磋切磋。茶原产滇黔，名茶却多在江南，这与江南茶农及地方官的努力创名牌有关。茶宴虽为谋求友谊与合作而办，但并不枯燥乏味，可茶话——边品茗边闲聊，可歌舞助茶兴。如此盛况，难怪白居易以病卧北窗自叹。
还应提及的是中唐诗人吕温，山东泰安人，贞元十四年（798）进士，与柳宗元、刘禹锡是好友。他写过一篇《三月三日茶宴序》，文曰：三月三日，上巳禊饮之日也。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。乃拨花砌，爱庭阴，清风逐人，日色留兴。卧借青霭，坐攀花枝，闻莺近席而未飞，红蕊拂衣而不散。乃命酌香沫，浮素杯，殷凝琥珀之色；不令人醉，微觉清思；虽玉露仙浆，无复加也。座右才子南阳邹子、高阳许侯，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，而曷不言诗矣。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，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。不用说，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，创造者包括入仕的士和未入仕的士。这次茶宴选择的时间好，三月三日，春光明媚，百花盛开。环境好，“卧借青霭”、“坐攀花枝”、“闻莺近席”、“红蕊拂衣”，人已回归大自然。客亦佳，什么“南阳邹子”、“高阳许侯”，皆是鸿儒而非白丁。茶煎的好，茶具好，茶也喝出了神韵，“不令人醉，微觉清思”，正好“言诗”。这篇序比陆羽的《茶经》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茶道。
众人聚饮最好的佐茶法是闲谈，写《茶疏》的明人许次忬说：宾朋杂沓，止堪交错觥筹；乍会泛交，仅须常品酬酢；惟素心同调，彼此畅适，清言雄辩，脱略形骸，始可呼童篝火，酌水点汤。只有品茗才配“清言雄辩”。若是饮酒，那只能说“酒话”，酒乱神思，必然会走火入魔，失去理智，不合逻辑，乱说乱道。而茶益神思，边饮边谈颇相宜，严肃可也，轻松可也。在中国有“茶余饭后”一说，即指说些无关宏旨的轶闻趣事让人轻松轻松。英国饮午后茶就喜欢闲聊，所以小说家费尔丁说：“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”。朋友相交，有事相商，或想一块聊聊，便以“到我家喝茶”相邀。
茶宴重在宴请，茶话重在清谈，茶会则是一种社交性集会。
诗人钱起《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》诗曰：偶与息心侣，忘归才子家。玄谈兼藻思，绿茗代榴花。岸帻看云卷，含毫任景料。松乔若逢此，不复醉流霞。诗人尝到了茶会的甜头，一边品茗，一边畅谈文学。茶好景亦好，景助茶兴。从此往后，文人雅集以茶代酒，“不复醉流霞”。
宋代亦有茶会。朱彧（yù）《萍洲可谈》卷一云：太学生每路有茶会，轮日于讲堂集茶，无不毕至者，因以询问乡里消息。此类茶会具同乡会性质，以茶结同乡之缘，叙同乡之谊，互通家乡消息。宋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九（社会）一节中说：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，建茶汤会，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，又神圣诞日，取缘设茶汤供众。寺院作斋会，富户以茶汤助缘，名叫茶汤会，实则相当今之“基金会”，寺院以助茶汤为由募集资金，以供宗教活动的日常用度。要几个“茶汤钱”比地方青皮恶少无端勒索“讨几个酒钱”不知文明多少倍，因之茶有十德，茶的形象美好，所以宋代给官吏的兼职工资叫“茶汤钱”，给侍者的小费也叫“茶汤钱”。
此后，中国茶会走出国门，并被西化。本书第二章里曾列举古巴茶会，再看看英人茶会的实际情形。张德彝《使英杂记》载：茶会、跳舞会之盛，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。此俗由来最古，欧罗巴、亚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。凡人家店肆，平时大厅敞房以备盛会，若以为公事之不可无也。西人性好奢华，凡富贵喜交结者，皆乐为之。一人子女，待其长成，虽无力，亦必勉强支应，设会结交，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。则男可访女，女可觅男，嫁聚咸赖于此。因男女细心访察，各得所愿，则意洽情投，鲜有作秋扇之歌者。每会所费，少者百余镑，多者至六、七百镑，合银二千四、五百两。此俗“最古”也不会早于16世纪。1607年荷兰船队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绿茶，此时是明万历三十五年。1610年转运欧洲，1650年饮茶风气传到英国咖啡馆。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馆进口绿茶售价为每镑6-10英镑。当时在英国办茶会不会比酒会省钱。茶会在中国是文人雅事，以清谈和吟诗为主要内容，英国人接过去则变成了跳舞和婚姻，这由于文化背景不同。不过在中国，茶与婚姻一直有联系，至今还有把婚姻聘礼称为“茶礼”或“下茶”。茶会虽已英国化，但茶道基本宗旨并没变化，以茶结友本是茶之一德。
茶会最壮观的大概还是清末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庙的僧人茶会，4000人出席，喝了8000杯。
由茶会、茶话演变而成茶话会，其释义是：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。就是饮茶清谈。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。佳节来临，中共中央领导人备清茶一杯，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，共祝良辰，互表心愿，促成党内外大团结的新局面，共创四化大业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中国茶道引入政治生活，倡廉反腐，带了个好头。于是茶话会取代了酒会，用于方方面面：共商国是，招待外宾，庆贺佳节，学术讨论，开业庆典，签约奠基，表彰先进，送旧迎新……诸如此类，纯洁了社会风气，节约了巨额开支。此风传入国外，受到广泛的欢迎，被誉为“茶杯和茶壶精神”。这足以说明，纵使人类进入电子时代、信息时代、宇宙时代，中国茶道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
